对于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从大陆方面“反独促统”的战略目标来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尚未取得预期的成功。现实主义在“促统”方面也未见明显成效，但在反对“法理台独”方面却是基本成功的。从近年来世界政治的发展态势来看，现实主义逻辑正在强势回归，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很可能也将重返由现实主义逻辑显性主导的局面。

关键词：两岸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省思

原文刊载于《台湾研究》2017年第6期

一、“研究缘起

在2016年1月16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此前已连续执政八年的中国国民党惨遭败绩，拒不接受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取得空前胜利。这一结果让关心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人们深感震惊：八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在物的交流和人的来往两个方面都取得的空前成果和能量累积，为什么还无法阻止带有“台独”标签的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如果对台湾民众的国族身份认同问题有所关注的话，人们或许会更惊讶地发现，伴随着这八年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1987年后两岸交往交流大潮的开启与涌涨，岛内民众在国族认同上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异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越来越少，认同自己只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却越来越多；主张两岸最终统一的越来越少，拒斥统一和主张“台独”的却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如果再回溯到1949年两岸开始隔海对峙到1987年两岸开启交往交流之前的近四十年历程，人们或许会再次惊讶地发现，虽然两岸在那段时期里相互隔绝、相互丑化，甚至还有军事对峙与冲突，但台湾民众在国族认同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变，只是在政党和政权认同上与大陆民众迥然不同。虽然这一时期岛内也有分裂思潮及其拥趸者的存在，但远未形成有规模的运动，更未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思潮与意识形态。反而是在1987年两岸开始交往交流后，同时伴随着岛内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分裂思潮开始泛滥，至今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拥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自2000年起连续两届上台执政，2016年更以压倒性优势取得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的空前胜利。也就是说，至少从时间顺序来看，两岸交往交流的深化与岛内分裂势力的坐大相伴相随。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对上述问题难以理解，即使许多长期从事两岸关系实务与研究的人也常常感到困惑。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似乎都可以用来解释两岸关系，但其中的任何单独一个，又似乎都难以很好地解释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的上述问题。现实主义强调实力原则，但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两岸实力对比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大陆方面追求的国家统一目标却似乎在渐行渐远。自由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新功能主义强调低政治领域（尤其是经济）合作的“外溢”（spill over）效应，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两岸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已然如此之大，却没有外溢到两岸政治和安全领域，“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构想并没有按照预期向前演进。建构主义强调互动体系中的共有知识、文化和观念对体系成员的身份认同与行为模式趋同发展的推动作用，两岸民众的同文同种似乎也符合这样的前提条件，但近三十年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进程恰恰伴随着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的持续异变。

当然，从法理上说，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特殊地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机械照搬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但这并不代表国际关系理论对两岸关系研究没有参考意义。事实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首先是社会科学理论，而非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科的专有理论。例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最初起源于政治学领域，后来被应用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而建构主义最初起源于心理学领域，后来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两岸关系是一个以政治层面为主，包括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要素的复杂系统，也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把上述理论工具引入到两岸关系研究中无可厚非。而且，任何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完美解释某种政治现象，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两岸关系亦是如此。在两岸关系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事件、或者不同历史现象上，某种理论或许更具有解释力，但其他理论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补充。

本文以时间为主轴，把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并在这种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要是其中的新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两岸关系进行“中时段”[1]的理论检验与省思，并依此检验结果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进行展望。这六个阶段是：

第一阶段（1949.10-1979.01），武力对抗时期，基本特征是：军事斗争持续进行并时有激化，政治对抗全面展开并延伸到国际领域，经济、社会、文化等低政治领域相互封锁，完全隔绝。第二阶段（1979.01-1987.11），政治对抗时期，基本特征是：以政治对抗为主，军事斗争趋缓，出现了绕道第三地的两岸经贸与人员往来。第三阶段（1987.11-1999.07），初步协商与交流时期，基本特征是：军事形势总体缓和，政治关系跌宕起伏，民间交流平稳发展，分裂势力逐步坐大。第四阶段（1999.07-2008.05），新的政治对抗时期，[2]基本特征是：政治对抗持续存在并时有升高，对抗的主要内容从正统之争转变为“台独”与反“台独”之间的斗争，但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仍持续发展。第五阶段（2008.05-2016.05），和平发展时期，基本特征是：政治对抗迅速缓和，经贸交流、特别是人员往来加速发展，两岸协商与交流初步制度化，但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第六阶段，就是从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开始，由于新的台当局拒不承认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失去政治基础而实际上陷入停顿。这个阶段的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主要特征如何，有待未来再做总结。

二、两岸关系中的现实主义逻辑

胡锦涛曾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3]这段话中的“领土”“主权”“内战”等词汇，都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揭示出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逻辑起点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还强调物质力量——特别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上的军事实力——在政治博弈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认为军事斗争是政治博弈的最高形式，军事斗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博弈的结果。“现实主义的权力主要是一种物质权力，并以军事权力为首要。”[4]从历史事实来看，1949年两岸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首先肇始于国共两党历时28年的政治和军事博弈。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再次激化并发展为历时三年多的大规模内战及其结局，是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此后，国际势力、主要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以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逻辑，巩固了两岸对峙的局面，并延续至今。

客观来说，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现实主义逻辑都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有时显性，有时却很隐蔽。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大陆方面长期奉行武力解放台湾的大政方针，台当局也以“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为口号。这期间先后发生多次台海危机，两岸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美国与台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对后者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其应对来自大陆的军事压力。正是由于美国对台当局的军事援助，使得大陆方面始终不能实现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两岸在这个阶段的政治博弈甚至比军事斗争还要激烈，这一方面体现在两岸当局隔海“对骂”，相互否定对方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合法代表权展开激烈竞争。在早期，大陆的邦交国数量远远少于台当局，与大陆建交的国家主要来自苏联阵营，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与台当局保持着“邦交”关系，台当局还长期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成长，以及在此条件下它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支持，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大多都与大陆建交，并增强了联合国系统内支持大陆的力量，最终导致大陆于1971年10月取代台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此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也在短时间内与大陆建交，美国也在1979年元旦与大陆建交。这是两岸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是现实主义逻辑发挥作用的鲜明体现。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其后几个阶段里，军事斗争趋向缓和，尤其是在金厦海域停止相互炮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已被放弃。相反，大陆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始终不放弃把武力手段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之一。大陆于2005年制订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以非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条件。台当局也一直把大陆当作其军事建设的假想敌，即使在马英九当政的八年里也是如此。美国则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维持与台当局的实质关系，特别是向后者出售各类武器装备和防卫技术，双方进行信息交换和情报共享，甚至实现军事领域的互联互通。而发生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特别是美国在其中的军事作为，陈水扁执政中后期两岸关系的风云激荡，多年来“台独”势力虽然一再膨胀却始终不敢突破大陆设定的底线……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实力——特别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军事实力——仍然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兜底型”工具，强调实力的现实主义仍然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基本逻辑。近年来，虽然由于岛内民众的认同异化而使得两岸心理距离有渐行渐远之势，但现实主义逻辑或许恰恰内在地规定了这个趋势发展的最终限度。大陆方面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实力，虽然暂时无法促成国家统一，但在阻止“法理台独”方面却是基本成功的。[5]在未来实现国家最终统一的过程中，现实主义逻辑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兜底型”工具。

三、两岸关系中的自由主义逻辑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一种把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点是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也主张放宽或免除集体（国家、政权、机构等）对个人的控制。[6]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由主义，推崇不同行为体之间制度化的沟通与合作，强调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重要性。笔者把两岸关系里的自由主义逻辑区分为三个场域：一是政治场域，主要就是各自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把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赋予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多年来，两岸都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各自的成就，但所走的路径和理论依据却大异其趣，民主化的形态与效果也各有不同。二是经济场域，主要就是打破两岸之间原有的政治和政策藩篱，进行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互动，直至建立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让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在两岸之间更自由地流动。三是社会场域，主要就是两岸民众之间更加顺畅的往来与沟通，在教育、文化、信息、思想观念等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两岸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场域的互动最为引人注目，本文以下部分也主要讨论这两个场域的自由主义逻辑。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双方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相互隔绝与封锁，几乎没有任何经贸来往和社会交流。台当局一直秉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原则，大陆方面也有诸多限制，例如禁止民众收听来自台湾的广播节目，严查民众与台湾、乃至所有海外地区的联络。虽然两岸官方在这期间曾有密使来往的传言，但迄今官方并无证实；即使确有其事，也是无果而终。[7]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大陆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与台湾的零星贸易，但仍属于两岸法律均不许可的非法行为。两岸人员往来也有所松动，但主要是台湾民众绕道第三地来大陆探亲，也属于台当局禁止的行为。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台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为标志，两岸民众和社会终于开启了合法交流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就是台商台资大举进入大陆地区，两岸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流齐头并进，规模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加深。后来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和“南下政策”，以及陈水扁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等，都无法有效阻挡两岸经贸交流的发展。而在2008年5月开始的和平发展阶段，两岸经贸交流通过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而升级为制度化的经贸合作，社会文化方面签署了更多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合作协议，多次举办以“国共论坛”“海峡论坛”“城市论坛”为代表的民间交流活动。无论是两岸贸易额、投资额，还是人员往来的数量、类别和层级，都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纪录。

毋庸讳言，大陆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与社会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的框架里，经贸合作与社会文化交流是路径和工具，和平统一才是根本目的。[8]这非常符合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功能主义理论假设。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米特兰尼（DavidMitrany）认为，国家之间在某一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领域的合作；一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另一个部门之间合作的结果，也是另一个部门之间合作的动因。[9]其实质不是简单地谋求建立统一的世界政府，而是将各国相同的功能整合起来，交由一个技术化的国际组织去管理。由于功能之间高度关联，因而这种基于功能的整合最终会自动渗透到政治领域，从而使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向一个功能性的组织转移，如此，功能主义所期待的一体化即可实现。[10]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领域“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等构想，体现的就是典型的功能主义思维逻辑，显示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功能主义逻辑在大陆对台政策思维中的主导地位。然而，2008年以来虽然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员往来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突飞猛进，但这些合作的成效始终无法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虽然台湾方面在经济上对大陆依赖度很高，但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始终对大陆保持深刻的不信任。2014年岛内甚至出现了反对两岸服贸协议、抵制两岸经贸合作深化的学生运动。以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催生高政治领域合作与融合的自由主义/功能主义逻辑，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中似乎并未得到证实。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逻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实践，更多地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进程。以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例，从最初的法德煤钢联营开始，到后来的欧洲共同市场，再到拥有共同货币、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联盟，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预定要把欧洲一体化推进到何种程度、尤其是实现何种政治与安全目标的终极规划，而更多的是一种“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大陆很明确地把推进两岸经贸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的自由主义措施当作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必要工具。这恰恰反映出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本质区别。而台湾方面自1990年代中期李登辉的权力得到巩固后，只想从两岸交流交往中获取物质利益，却不希望、甚至时刻警惕和排斥这种交流交往可能对政治和安全领域产生的外溢效应。它警惕和排斥这种效应的根本手段，就是通过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去中国化”来塑造排它性的“台湾人”认同。可以说，分裂势力在国族认同领域刻意建构的抵御自由主义逻辑发挥作用的藩篱，是自由主义逻辑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越来越疲惫无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里，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逻辑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冲突。

四、两岸关系中的建构主义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建构主义最初起源于心理学领域，后来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它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世界，认为世界政治是一个建构过程，强调事物之间的互动，其核心概念包括“身份”“观念”“规范”“认同”“文化”等。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文化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概念有所不同，它是指“社会共有知识”，即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灵魂人物、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社会成员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被建构者产生与建构者相同或相似的身份认同。成功的建构还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相互依存是指政治和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共同命运是指面对客观存在的发展任务和共同威胁，同质性是指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相似性，自我约束是指相互间的制度约定。[11]

事实上，自从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从正统之争逐步转向统“独”之争后，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便成为两岸关系中的核心命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民心向背”的高度重视，也是台湾民众身份认同能够上升为两岸关系中核心命题的历史文化根源。与现实主义逻辑一样，自1949年两岸关系产生迄今，建构主义逻辑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都有所体现。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虽然现实主义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逻辑不起作用。当时两岸当局各自动用政权的力量在各自治下的民众中推动政治社会化进程：极力美化自己，同时丑化对方，强调对方的非法性，让自己治下的民众认同自己才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虽然当时的国内国际学术界尚未出现建构主义的理论概念，但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行为在本质上遵循的就是建构主义的政治逻辑。这个时期双方的建构对象主要还是各自治下的民众，建构的目标在于强化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权认同，以增强内部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两岸当局同时也都努力建构各自治下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特别强调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而非两个国家。台当局更是不惜使用强硬手段打击分裂思潮和活动，使之在长时期内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2]但相互丑化对方、特别是台当局丑化大陆方面的结果，导致台湾民众在认识大陆时不理性，为以后的身份认同异化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二、第三、第四阶段里（即1979.01-2008.05），建构主义逻辑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两岸社会交流与经贸来往的开启，大陆逐渐停止对台当局的丑化，但台湾方面对大陆的丑化并未停止。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和思想市场发生了剧烈变动，本土化、民主化成为岛内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分裂思潮借机登堂入室，并先后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事实上被合法化。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台当局对治下民众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建构（re-constructing）的过程，建构的方向就是利用对大陆的持续丑化给台湾民众留下的历史记忆，以及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伤痛，诱导他们厌弃“中国人”身份，同时建构具有排他性的“台湾人”认同，即把原本属于一个中国内部的地域认同，提升为与“中国”相对应和对立的台湾“国家”、甚至“民族”认同。[13]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虽然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一直强调它的认同对象是“中华民国”。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国民党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对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去中国化”政策进行强有力的拨乱反正，以至于其教育文化政策仍带有鲜明的分裂主义色彩，使得这八年间岛内民众的身份认同继续往异化的方向发展。

大陆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建构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努力，建构的方向是强化其“中国人”认同，与台当局的“台湾人”建构相抗衡。这实际上也是大陆在认清台当局的分裂主义建构图谋后所做的应激性反应。自那时起至今，大陆方面先后提出过“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做好台湾人民工作”“争取台湾民心”“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心灵契合”“聚同化异”等对台工作新思路、新理念。从学理上看，这些思路和理念都属于建构主义的逻辑范畴，都是为了强化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但迄今为止其效果尚未彰显。无庸讳言，与台当局相比，大陆方面缺乏建构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诸多便利条件，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在地治权或曰“管辖权”。但从建构主义逻辑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来看，两岸在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建构主义逻辑所要求的“同质性”；两岸民众自近代以来、特别是1895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也差别很大，对现实状况和未来命运的认知存在更大差异，缺乏建构主义逻辑所要求的“共同命运”；分裂势力的“台湾人”建构与大陆方面的“中国人”建构背道而驰、相互对立，缺乏建构主义逻辑所要求的“自我约束”；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依存表现出很大的单向性和非自愿性，远非建构主义逻辑所要求的相对均衡的“相互依存”。在这种情况下，仅有两岸在经贸领域更密切的联系和社会领域更频密的人员往来这些在本质上符合自由主义逻辑的行为，并不足以抗衡台当局对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的反向建构，更遑论促使岛内民众两岸集体认同——即“中国人”认同的复兴。

五、现实主义逻辑将再次显性主导两岸关系吗——代结论

如上所论，两岸关系以现实主义逻辑为起点，这种逻辑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中发挥着或显性或隐蔽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现实主义逻辑显性主导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在其后的各个阶段里，现实主义逻辑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有所隐退，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逻辑日益凸显，但在某些重要时间节点上现实主义逻辑也曾经显性“发作”。建构主义逻辑几乎与现实主义逻辑同时起作用，同样也贯穿始终，但建构的主体与客体、方向与效果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复杂的嬗变。自由主义逻辑从1980年代开始嵌入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甚至一度显性主导大陆对台政策的思维模式，但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若从台当局的视角来看，两蒋时期对岛内民众的“中国人”身份建构是基本成功的，以李登辉和陈水扁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对岛内民众的“台湾人”身份的重新建构也是基本成功的。这种成功还体现在台当局对大陆方面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政策取向的有效抵抗与拆解。但从大陆方面“反独促统”的战略目标来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尚未取得预期的成功。现实主义逻辑在“促统”方面的效果也尚未显现，但在反对“法理台独”方面却是基本成功的。那么，在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情况下，现实主义逻辑会再次显性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吗？从二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个推论不无可能。

在整个冷战期间，主导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就是现实主义，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以军事、经济、科技、同盟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实力竞争。在这期间，尤其在美国的西欧盟国当中，自由主义逻辑异军突起，主导了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今天的欧洲联盟正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自由主义逻辑超越西欧，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展，以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通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几乎所有国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在冷战后崛起，理论家们尤其喜欢用它来解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治理领域的每一个新进展，“欧洲公民”“地球村民”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他们理论建构的产物。

然而，2008年肇始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逻辑。英国退出欧盟“代表着60多年来不断加强团结的欧洲所遭遇的最重大挫折，也代表着横扫西方世界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所取得的最令人震惊的胜利”。[14]欧盟其他成员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欧洲一体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迄今无解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以领土控制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向世界宣示现实主义逻辑在欧洲大陆的复兴。在亚太地区，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核心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同盟体系、伙伴关系和经济利益为工具，力图筑起防范中国的屏障。东亚海域争端及其发展态势仍明显遵循着现实主义逻辑，其解决前景从根本上仍将取决于相关国家间综合实力及其运用能力的消涨。即使最应具有自由主义意涵的深化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计划”（RCEP）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也被或多或少地赋予地缘政治竞争的现实主义意涵。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初上台后，虽然宣布退出TPP，但退出的理由仍然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只不过是更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已。

在世界政治明显向现实主义逻辑回归的大背景下，两岸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宏观态势的影响。事实上，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轨迹与二战后世界政治的演进轨迹惊人地相似。现实主义逻辑从未退出过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正如它从未退出过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一样，只是其作用有时显性，有时隐蔽。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逻辑或许能对世界政治和两岸关系的某个发展阶段或者某些具体事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观来看，现实主义逻辑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现实主义强调领土、主权、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这些都是台湾问题的本质属性，是两岸关系中的核心概念。现实主义也强调实力的对比和运用，这是六十多年来两岸关系运行的基础性法则。

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当政以来，在政治上拒不承认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在安全上继续依赖中国大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提出“新南向政策”以摆脱对大陆的不对称依赖，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继续推进“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建构主义政策，以进一步夯实拒统的民意基础。[15]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继续以它所擅长的建构主义手法对抗大陆寄望甚高的自由主义逻辑，而大陆方面对岛内民众的身份建构也将继续处于心有余却力不足的尴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对比就成为大陆在两岸互动中最突出的优势，大陆以现实主义逻辑遏制台当局的分裂主义倾向，将是不得不的选择。[16]虽然大陆方面近来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但笔者认为它兼具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意涵，其具体成效有待实践来检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逻辑再次显性主导两岸关系的回归态势将会持续多久、发展到何种程度，笔者难以精确预料。但两岸关系最终结局的出现，仍需要建构主义逻辑发挥关键作用。不管两岸最终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统一，都需要对那些届时仍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建构，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不仅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如果是和平统一，那么这种建构工作主要发生于统一之前；如果是非和平统一，那么这种建构工作也必须在统一后尽快展开并取得实效。如果在统一后相当长时间内大陆仍无法改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那么这样的统一将是高度不稳定的，甚至也难以持久。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台湾最终实现了“独立”——不管是以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那么其中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让大陆方面（包括官方和民众）在心理上接受“台湾独立已是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颠覆他们“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既有认知。这显然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尽管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者简介

王伟男，男，上海交通大学bet365亚洲娱乐城副教授，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国际战略。

张贤桦，女，上海交通大学bet365亚洲娱乐城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两岸关系。

参考文献

[1]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认为，历史可被分成长、中、短三个时段进行研究。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如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它们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中时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如人口增减、生产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现象，其时间长度有一定弹性，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长时段”是历史时间的最深层，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要素在这期间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关于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可参见陈新：《理性、保守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责任——初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效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8-89页。

[2]林冈主要从岛内政党政治的角度，把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笔者则主要从两岸关系嬗变的角度，把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作为分界点。参见林冈：《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3]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1版。

[4]王帆、曲博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5]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与美国杜克大学在2015年10月共同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招致大陆动武，赞成与不赞成“台独”的受调查者分别为31.8%和53.4%；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不会招致大陆动武，赞成与不赞成“台独”的受调查者分别为68.7%和18.2%。调查还显示，越是支持“台独”的民众越不认为大陆会攻打台湾；即使大陆攻打台湾，他们也相信美国会出兵助台。这项调查充分证明了现实主义逻辑对岛内民众在统“独”议题上做出选择时的重大影响。参见：Taiwan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s (2002-2015), from http://sites.duke.edu/pass/taiwan-national-security-survey/，登录时间：2016-06-08

[6]刘希云：《自由、智慧与反乌托邦》，《江汉论坛》，2014年第11期，第110页。

[7]参见赵书刚：《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穿针引线》，《两岸关系》，2014年第2期，第65页。

[8]参见王伟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形成、贡献与局限》，《台湾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25页。

[9]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Quadrangle Books, 1966, p. 97.

[10]周叶中、祝捷：《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内涵》，《时代法学》，2009年第1期，第5页。

[11]（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2]关于两蒋时期台当局对分裂思潮的打击，可参见张凤山：《简论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阶段》，《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陆玮：《反对“台独”：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3]史明、林浊水等“台独”理论家即认为，“台湾民族”是一个有别于中华民族的“新兴民族”。参见周典恩：《台湾族群政治的特征分析》，《台湾研究》，2013年第5期，第36页。

[14] The world’s losers are revolting, and Brex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By Matt O'Brie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2016.

[15]关于民进党重新上台后的政策走向，可参见明庭权：《新时期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动力、阻力与特征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第44-53页。

[16]蔡英文当局就任以来，大陆民间“武统论”高涨，大陆航母和军机绕台，岛内舆论关于向美采购F-35战机、甚至在台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以及大陆对台当局国际空间的挤压，都可看作现实主义逻辑再次显性主导两岸关系的表现形式。